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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韶山冲走出来的一代女杰

文章来源: 《红岩春秋》2020年第4期 作者: 梁贤之 图片来源: 报社: 2020-04-28

跟着三哥干革命

毛泽建是毛泽东的堂妹,1905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东茅塘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出生时正值菊花盛开,家里便给她起名“菊妹子”。毛家亲房“泽”字辈共有兄弟十人,只有毛泽建一人是女娃,但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特殊。

毛泽建的父亲毛尉生是毛泽东的嫡堂叔,靠帮工谋生,因生活困苦,劳累过度,年轻时就患了肺痨,经常咯血。毛泽建的母亲陈氏,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,未及中年便有眼疾,双目只有微光。毛泽建还有三个弟弟,因家境窘迫,艰难度日。

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心地善良,对毛尉生家很是同情,常常接济一些谷米。她只有三个儿子,膝下无女,见菊妹子聪明伶俐,勤劳懂事,欲将其收养为女儿。因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长年做谷米生意和贩卖猪牛,在家时间很少,文氏遂与毛泽东商量,征求他的看法。毛泽东听了,很是高兴,忙说:“您不是很想有个女儿吗?把菊妹子接到我们家里来最好。”文氏特意嘱咐毛泽东:“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待,让她读点书,日后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菊妹子七岁时便得到毛泽东父母的关怀,从东茅塘搬到了上屋场居住,毛泽东给她取名“毛泽建”。来到上屋场不久,家里突然闯进几个强盗,此时只有毛泽建在家。强盗逼问她毛家贵重的东西放在哪里,将她打得鼻青脸肿、嘴角流血,她也不说一句话。强盗无可奈何,只得悻悻而去。

作为哥哥,毛泽东对毛泽建关怀备至,疼爱有加。寒暑假回家,总要抽出时间给她讲国家大事,谈革命道理。“国难当头,民生艰难”“走出家乡,走向社会”“参加革命,改造中国”“舍己为国,实现共产主义”等思想不断触碰毛泽建的心。渐渐地,她开始有了人生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向往,希望成为像三哥毛泽东那样的革命者。

1919年10月,文氏病逝,毛泽建悲伤不已,在灵前长跪不起。三个月后,毛泽东的父亲相继去世。毛泽东当时率领驱张代表团远在北京,一时回不来,14岁的毛泽建无依无靠,只好从上屋场回到东茅塘。

这时,毛泽建的母亲几乎双目失明,家中弟妹大的不到10岁,小的尚未脱乳,生活十分困难。无奈之下,其母听从了一个远房亲戚的劝说,把她送到韶山杨林乡肖家当童养媳。

1920年8月,毛泽东回到韶山,见毛泽建不在家,忙问弟弟毛泽民。听闻菊妹子被迫到肖家当了童养媳,并在那里受了不少苦,毛泽东既恼怒又震惊。一向主张婚姻自由的他,立即将毛泽建接了回来。之后,毛泽东对毛泽建说:“菊妹子这几年受的苦更多了,这怪不得哪个,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。”毛泽建一听,急切地说:“三哥,我要跟你去读书,去革命,我再不回肖家了!”

毛泽东帮助毛泽建解除不合理的婚约,带她去了长沙,毛泽建的命运从此改变。

争当校园女先锋

毛泽建来到长沙后,先后在建本和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,由于刻苦攻读,进步很快。1922年9月,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,毛泽建白天在自修大学补习,晚上到平民夜校听课。

在两年半的时间里,毛泽建学完了五六年的课程。除了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,她还主动为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送进步书籍和报刊,为在清水塘秘密召开的中共湘区委会议站岗放哨,并帮助工会刻印传单、张贴标语等。在斗争中,她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,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这年夏天,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。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前,考虑到毛泽建思想觉悟和对敌斗争日趋成熟,也为了适应湘南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,建议毛泽建前往衡阳,并写下两句话相赠:“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”,以此勉励她不断努力,革命到底。

随后,毛泽建改名毛达湘,经夏明翰介绍,前往衡阳从事革命活动。同年秋,毛泽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(简称三女师)。在校期间,她与夏明衡(夏明翰妹妹)、朱近芝、侯碧兰等有志青年认真学习革命理论,刻苦钻研马列主义著作,积极参加政治活动,还利用假日到工厂、矿山、农村进行调查,开展革命宣传活动,积极发展党团组织。不久,她介绍夏明衡、朱近芝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被选为中共三女师负责人。

1925年,五卅运动的革命洪流席卷全国,反帝斗争的热潮不断高涨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,毛泽建团结进步力量,深入街巷、码头、商店等地演讲,支持学生罢课、工人罢工、商人罢市,抵制洋货,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和反动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。

衡阳县反动县长陈其祥为了镇压学生运动,借故逮捕了湘南学联的一名代表。毛泽建作为湘南学联的干事,发动和组织同学举行示威游行,一路振臂高喊“反对封建军阀,立即释放学联代表……”她率领同学们冲进县衙,与陈其祥当面对质交锋。陈其祥理屈词穷,迫于压力,最终释放了学联代表。

毛泽建出色的表现,坚定的革命意志,赢得师生们的尊敬和信任,被称为“女先锋”。

兄长为其牵红线

在革命斗争中,毛泽建认识了共产党员陈芬。陈芬出生在距离衡阳一百余里的耒阳县一农民家庭,比她大两岁,也是湘南学联干事。由于工作关系,陈芬经常到三女师通知毛泽建开会或找她讨论问题。在相互接触中,陈芬发现毛泽建胆大心细、组织能力强,毛泽建也认为陈芬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才华横溢的青年,两人互生爱慕。

1924年4月28日,毛泽东借道衡阳赴广州农讲所,风尘仆仆来到三女师。毛泽建见三哥来了,高兴得跳起来,忙从毛泽东背上取下雨伞,拉着他的手走进住房。毛泽东喝着热茶,一眼看到墙上贴着横幅:“踏平人间坎坷路,巾帼英豪赛须眉。”字迹潇洒苍劲,落款是“书赠毛达湘学友,陈芬。”

毛泽东指着条幅问:“菊妹子,这是谁写给你的?”

毛泽建两颊绯红,不好意思地说:“这是三师一位耒阳籍同学写的。”

“这人书法还不错嘛!”

“嗯!他不但字写得好,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哩!”毛泽建滔滔不绝地介绍道,“早几天他同我以讨论中国妇女教育问题为题,写了一篇《与友人论女子职业教育》的文章,发表后影响极大!”

细心的毛泽东听妹妹把陈芬说得如此传神,立即明白了八九分,笑着说:“菊妹子,看来你对他蛮崇拜哟!”

“那当然啰!”毛泽建脱口而出,“男子汉就得像他一样,有正义感,敢于斗争,不能做书呆子”。

“这么说,你看上他啰?”毛泽东有意逗了她一句。

毛泽建一听,脸上倏地红了。

毛泽东微微笑道:“菊妹子,莫怕丑,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嘛。只要你看准了,我会支持你的!”

“三哥,你真好!”毛泽建两眼噙着泪花。

毛泽东爽朗地笑起来:“我知道,是要三哥为你牵红线哟!”

5月1日,毛泽东在衡阳党组织负责人张秋人、蒋啸青的陪同下,来到湘南学联会议室,为纪念“五一”作《关于马克思生平及艰苦斗争简史》的演说,毛泽建和陈芬等一大批进步学生都参加了活动。散会后,毛泽东找到陈芬说:“我找你谈谈。”

两人步出校门,沿着湘江畔一边走,一边交谈开来。

“小陈,你家中的情况好吗?”毛泽东有意把话题岔开,以便进入主题。陈芬见毛泽东问起家事,心情沉重地摇了摇头:“我家很穷,原住在耒阳县辽田区石仙坪乡下,后被有钱人欺负,父亲不得不搬到耒阳城里,开了个小豆腐店营生。”

“家里给你提亲没有?”

“父母包办,说了一个姓廖的妹子,我不同意,后来退了。”陈芬如实地说。

“看来你年纪也不小了,得找一个理想的伴侣才好。”

“润之兄,像我这么个人,谁家妹子看得上?”陈芬淡然一笑。

“我告诉你,有一个妹子看上了你!”毛泽东认真地说。

“谁!”陈芬忙问。

“你看我妹妹达湘怎么样?”

“她?”陈芬一听,欣喜若狂,望着毛泽东的目光,呐呐地说:“达湘聪明伶俐,博学多才,小弟怎能与其般配?”

“我看你们志趣相投,挺合适的。我是转告她的意思,牵牵红线搭搭桥,今后尚需你们加深了解,希望你们结成伴侣。”

1925年冬,陈芬奉湘南特委党组织的指示,回老家从事革命活动。毛泽建与其同往,他们心心相印,旅行结婚,在耒河的轻舟上度过了幸福甜蜜的时光。

农民运动显身手

1926年,毛泽建担任中共衡阳县执委,投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。她牢记毛泽东的谆谆教导:“农民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革命,一切真正的革命都应当站在运动的前面,领导农民运动,支持农民运动,与农民生生共息。”她深受毛泽东的感染,深入群众,注重调查,经常到衡阳县集兵、神皇山等地访贫问苦,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,启发其阶级觉悟。还组织农民团结起来,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,铲除土豪劣绅,推翻封建政权。

衡阳县有个大土豪叫罗季平,仗着两个兄弟在国民党做官,对农会阳奉阴违。毛泽建与衡阳县委负责人肖觉先、戴金吾商定要戳穿他的假面孔。

在罗季平50岁生日那天晚上,一群阔老绅士借酒发疯,大肆诋毁农民运动。毛泽建带领农会纠察队来到大厅,厉声喝道:“罗季平,你可知罪?”

罗季平干笑几声说:“毛女士,我罗某拥护国民革命,拥护农民协会,何罪之有呢?”

“住口!”毛泽建冷笑一声,“嘿,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,却是一向仇视农民协会,口说无凭,有白纸黑字为据。”说罢抖开一副对联。

这是罗季平亲笔写的一副反动对联,原本藏在书柜里,等到农会倒台那天再拿出来挂在大厅,好出一口恶气,不料落在了毛泽建手上。

罗季平吓得冷汗直冒,连忙从账房拿来一串钥匙,点头哈腰道:“毛女士,这是老朽一时糊涂,还请多多海涵。农会要谷要款都行,就作为我的罪礼吧!这是库房钥匙,交给农会,请你……”没等他说完,毛泽建正色道:“罗季平,收起这一套,少玩鬼把戏!你拒不减租,反对国民革命,书写反动对联,仇恨农民协会,理应游街示众。”纠察队员们随即给罗季平戴上高帽子,挂上黑木牌,连同那些喝寿酒的土豪劣绅一道游了街。接着,毛泽建带领农会纠察队又抓了几个反动地主游乡示众,伸张了革命正气,鼓舞了群众斗志。

1927年初,毛泽建作为衡阳县代表到长沙参加省妇联召开的妇女工作代表大会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,她返回衡阳后,进一步把农民运动推向高潮。她借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,在集兵镇钟家花园开办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,对学员加强革命理论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的学习,并亲自授课,为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积蓄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。

英勇抗击斗恶霸
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毛泽建和陈芬被派往衡山县开展工作。陈芬任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,毛泽建任县委妇女委员。

8、9月间,毛泽建同肖觉先、戴金吾等各方集合起来的农民武装来到妙溪山,组成衡北游击师。游击师成立后,曾数次夜袭挨户团,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,严惩了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和团防武装。

毛泽建有时扮成珠光宝气的贵妇人,有时扮成朴实无华的农家妇女,往来于城镇和乡村,刺探敌情,部署战斗。她带领游击队炸毁县衙门,击毙团防局长钟亚阶,破坏铁路和敌人的通讯设备,成了远近闻名的女游击队长,敌人闻风丧胆。

1928年春,白色恐怖笼罩着衡山县城,中共湘南特委遭到敌人的破坏,县委中有人当了叛徒。党组织考虑到毛泽建和陈芬的身份已经暴露,要他们迅速转移。他们通过重重封锁来到耒阳,协助朱德、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作战。

4月底,朱德率部开赴井冈山,毛泽建和陈芬留在耒阳坚持游击斗争。这时,毛泽建怀孕八个月,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,使她的身体日渐消瘦。

5月初,毛泽建和陈芬领导的游击队与挨户团在夏塘铺遭遇,因寡不敌众,武器装备悬殊,两人不幸被捕。陈芬因坚贞不屈而惨遭杀害,毛泽建被井冈山派出的红军部队所救。由于即将临产,行动困难,为了不拖累部队,她隐藏在夏塘铺一位同情革命的孤老婆婆家。

初夏的一个晚上,她生下孩子。不料小孩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搜查的挨户团,敌人很快找上门来,毛泽建再次被捕。之后,她被押解到衡山县城,孩子因没有奶喂而不幸夭折。审讯她的是“鲁恶鬼”鲁庆煊,仇人相见,分外眼红。

事情追溯到1925年冬。当时,陈芬与毛泽建新婚,回到老家陈家村不久,便听群众反映村里的恶霸地主鲁庆煊横行乡里,逼租抢人,并将佃户陈志秋毒打致死。毛泽建和陈芬义愤填膺,在集上发动千余人浩浩荡荡地向鲁家涌去。鲁庆煊见势不对,忙把大门紧闭。毛泽建灵机一动,亮起嗓子喊:“姓鲁的,你不出来答话,我们就一把火把你房子烧个精光!”鲁庆煊不知是计,叫管家打开大门,自己却藏了起来。

大伙四处寻找,毛泽建在一间杂屋看到一具黑漆木棺搁在墙边,但棺盖并未封严,于是朝棺盖猛地一拍:“鲁庆煊,你再不出来,我就把盖子封死!”不一会儿,从棺木里响起颤抖的声音:“莫封死了,我就出来!” 鲁庆煊爬出棺材后,毛泽建和陈芬立即勒令他支付陈志秋的安葬费,并赔偿陈家300块大洋。

没想到,这个恶霸用金钱打通关系,此时当上了国民党衡山县县长。鲁庆煊恶狠狠地说:“姓毛的,今日落在我的手里,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。一条是供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,登报自首;一条是黄泉路,砍头示众。”

毛泽建昂首回答:“为了普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,我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义无反顾!”

毛泽建在狱中慨然写下遗书:“我将毙命,不足为奇。在达湘个人方面是很痛苦的事了。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,不堪再增加。现在各处均在反共,这就是我早就料到了的。革命轻易的成功,千万不要作这样的奢望。但是,人民总归要做主人,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。只要革命成功了,就是万死也无恨。到那天,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的。”

1929年8月20日,毛泽建戴着脚镣手铐,在伪兵的押解下,从容不迫地来到刑场。就义前,她高呼:“乡亲们,杀了一个毛达湘,还会有千万个毛达湘站出来!”毛泽建倒下了,时年24岁。

毛泽东得知毛泽建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,说:“菊妹子的牺牲很可惜,她是个好同志。”

1966年,衡山县政府组织专人在巾紫峰下找到毛泽建的坟墓,随后在此修建烈士墓,供后人瞻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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